魏育青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。在教学科研之余，他潜心文学和社科类的翻译研究事情，译介了包罗巴特《罗马书释义》、格拉斯《母鼠》、耶里内克《死神与少女》、里尔克《布里格随笔》、茨威格《人文之光》、西尔伯曼《文学社会学引论》、霍尔特胡森《里尔克》、尼采《人性的、太人性的》等一批名家名作，并到场主编偏重译介的《德语文学与文学品评》（人民文学出书社，1-8卷）。

在中国翻译研究院建立之际，中国网对魏育青举行了专访。他以自己富厚的履历与实例解说了翻译中的难点和问题，并对翻译界的生长表达了小我私家的担忧和希望。魏老师，您能不能回忆一下，您最初是怎样走上翻译门路的？我是在文革竣事后恢复高考第一批考上了大学，学的就是德语专业。结业之后，有几个同学分配在上海译文出书社。

那时候，像《外国文艺》这样的杂志在上海滩以致全国十分风靡，先容了众多外洋作家及文学作品。藉由这样的关系，我时常为杂志翻译些小工具，一些短篇小说等。另有就是，我走上翻译门路和其时老师对我的勉励也是分不开的。在80年月中期，其时海内的一些学者，如刘小枫、甘阳等人组织翻译一些丛书，先容外洋经典，我开始翻译一些长篇的作品，如传记《里尔克》、小说《布里格随笔》（即《马尔特手记》）等。

在80年月后期，我出国留学，一度中止了翻译。94年回国之后，我在教学科研之余，也做一些翻译。影响较大的有卡尔•巴特（Karl Barth）的《罗马书释义》，其时学界也比力认可，还得了奖。另外我也翻了一点尼采的工具，另有一些美学、哲学的文集；在文学方面翻了君特•格拉斯（Günter Grass）、耶利内克（Elfriede Jelinek）和茨威格（Stefan Zweig）等人的作品。

现在，我有时间的话，还是愿意做一些翻译，因为接受的事情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，那么难题一点也愿意做下去。您翻译时候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在80年月中期，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老师，那时候条件比力差，调研信息都很是难题：去图书馆查资料要凭事情证，还要有相应的职称，否则某些阅览室是不能进的。就好比说书中提到了一幅世界名画，今天你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找到，再不行还可以发Email问外国朋侪；其时要查，很难题。所以现在转头看那时的翻译，可能会有一些硬伤。

可是，其时翻译界的民风比力好，翻译者的认真与投入绝不输于今天。那时候，大家都把文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当做重要的事情来做，能揭晓一部译作也以为很庆幸，因此肯下功夫。另有那时候人比力单纯，不像如今，社会价值多元化。

说起翻译的难题，文字处置惩罚和内容表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首先是中德文语法的差异，经常会让译者有种穿着紧身衣的感受。

我之前翻过尼采的一本书，出书方转达的意见中认为复数一定要体现出来。就好比说Völker这个词，就要翻译成“诸民族”。

这样原来译成“民族与文化”的地方，就得改成“诸民族与诸文化”，这样的情况多了或许就显得生硬了。反之，中翻外亦然。六十年月初有部中国影戏叫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，这里的“父亲”暗指达吉有两个父亲，一个生父、一个养父。

中文的语法并不体现“数”的变化，这给解读题目留下了更大的阐释空间，可是翻译成德语制止不了要遇到这个问题：翻成Vater吧，不切合故事情节；翻成Väter吧，就剧透了！另有你在翻译中的取向问题，你如果希望表达得“顺”一点，可以走“归化”的门路，一般海内读者比力认可，出书社也会比力接待；可是你也可以走异化的门路，引进异域的表达方式，这就可能有一些风险，别人会以为不顺畅。可是，我们要注意到，汉语有一个演变的历程，一些早先不能被人接受的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汉语的语汇，所以说，翻译是对祖国语言的富厚化的历程。可是在这个历程的起点，你的表达可能会遭到拒绝和引起反感。

所以，您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更应该归化还是异化？我们不能简朴地说，是“归化”好还是“异化”好，因为各有利弊。所谓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。我这里有一个例子，江妃采苹全唐诗（卷五）《谢赐珍珠》，你看原文是这样，下面划分是歌德和卫礼贤的译文。

歌德不懂中文，他可能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者其他语种的译文相识到这首诗，从德文的表达来看，无疑是歌德翻得更传神，可是对比原文，却似乎有很大的偏离；而卫礼贤是个汉学家，他的译文险些逐词逐句都能对上，从表达来看却显然没有那么顺畅。在外译中时，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“信”与“美”是很难平衡的两个尺度。

有个学生在研究德国十四行诗汉译的特点，发现好比“ABBA”这种韵式，中国人读起来可能不舒服，我们更习惯于“ABAB”或者是“AABA”，那这时候译者该怎么处置惩罚？如果你保留原文的韵式，读者会以为拗口；有的译者会换用中国人喜欢的韵式，或者爽性不用韵脚，彻底放弃形式移植的努力。我们再来看社科方面的翻译，这时会泛起新的逆境。

好比一部书中有个一以贯之的观点。一种处置惩罚方法是，在差别的段落中选择凭据上下文寄义选择差别的词汇，这时候从局部来看，这个词的处置惩罚很贴切，可是这种“一贯性”就不存在了。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是对孔子的“仁”的看法的翻译。西文中的处置惩罚方式很是多，如“Humanität”，“Menschenliebe“, „Güte“, “Zwischenmenschliche Beziehungen“ 等等，某一种译法放在特定的位置是合适的，可是贯串全文就未必；也有人爽性把这种观点引进，用拼音翻译，让读者自己体会“仁”在差别语境下的寄义，那怎么说哪种译法更好呢？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文学、影视作品接纳了差别翻译计谋。

好比影戏《Speed》被翻成了《生死时速》，就很有画面感，如果翻成“速度”，观众说不定以为是科教片；《David Copperfield》译为《大卫•科波菲尔》，早期也有译本叫《块肉余生记》；《Uncle Tom's Cabin》有翻成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的，也有翻成《黑奴吁天录》的。这也体现了翻译的多元化倾向，所以对于翻译而言，唯一的谜底是不存在的。

那您认为怎么评价译本的优劣？诚然，差别的译本可能会有优劣之分，可是评价译本的“尺子”应该是多元的。简朴地把几篇译文放在一起，我很难说哪一篇是最好的。

用差别的尺度去判断，会有差别的效果。翻译品评家应该先去相识译者主观追求的尺度，然后再去评判译者是否到达了这个尺度。有的译者选择了某种计谋，没有到达某个尺度，其实是“非不能也，乃不为也”；可是也有的翻译则是能力所限，犯了错误。好比说人名的翻译，就像适才提到的“Richard Wilhelm”，有人翻成了理查德•威廉，那显然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知之甚少。

另有翻译界常提的那频频笑话，把“Mencius”翻成“门修斯”，殊不知那是孟子的拉丁文译法；另有人把Chiang Kai-shek翻译成“常凯申”的。这些是比力知识性的问题，有一定公论。在翻译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，差别的人名从差别的源语译入，就会有差别的译法。

Chlodwig译作“克洛维”还是“路德维希”，这和名字在差别语言中的前后变异有关。再好比Karl der Große，有的书中翻成卡尔大帝，有的书则翻成查理大帝，可能是划分来自于德语和英语。我小我私家主张是文从主人，是哪国人就根据那国语言翻译，有一个统一的规范，最好再加注原文，否则读者就会搞不清谁是谁。你认为文学和社科翻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中国人以前说“诗无达诂”，正是说明文学作品没有唯一的解读。

而翻译就是一个阐释的历程。你可以说你的翻译只管客观忠实，但无论如何终究是一种阐释。

假定一个作品有若干种阐释的可能性，译者不行把全部的可能性表达出来。只要尽可能反映出作品的精神气质，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就是乐成的。

在气势派头上，托马斯•曼和卡夫卡差别，里尔克和茨威格也各有特色。可是你如果看同一个翻译家的译文，你会发现这些作家竟然有一定水平的相似之处，因为译文无可制止地带有译者的表达习惯。翻译里尔克的《杜伊诺哀歌》，却让不懂德文的人以为是海涅早期的恋爱诗，这种情况绝不是不行能。

读过原文的人知道，两个作家的特点迥然差别。那么，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为了体现气势派头的差异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是否可以对文字做一些改动，我以为是可以的。上海翻译家协会每年举行“金秋诗会”，以一首诗为原文，征集差别的译稿，然后举行评奖。

我们会发现很是有意思的事情，有的译文像汉乐府诗，有的则似元曲，有的则是半文半白，另有的就是现代诗的气势派头，可谓百花齐放。而评委之间也是看法各异，有的很浏览用中文格律翻译的诗歌，有的则表现阻挡。我以为这恰好说明翻译的多元化问题。

再说社科的翻译：在这方面，译者应该更注重学理和逻辑的关系，不能为了译文的优美而曲解文意。固然这个原则也给翻译造成了一定的难题。我们知道，德语的结构像一棵树，主句是树干，旁边会生出从句、分词结构等枝桠。

可是汉语是像流水一般，一句一句向前推进，前后的关系很是重要；同时汉语的句子又不能很长，否则就会有过于西化的感受。那么原文中位于从句中的部门，可不行以放在前面的位置？这就是个问题。

于是，要将一个庞大的Satzgefüge（句式结构）翻译得清楚明确又不失通顺，并不那么容易。另有就是观点造成的贫苦：我最近翻译一个德国人的书，他讲到福柯对于古希腊的言论。

古希腊语中的一个观点，福柯在他的法文中有一个表达，德国人转述又有一个德语的表达，要翻译成汉语，怎样保持一致，就有一定难题。然而仅仅关注观点逻辑的清晰性还是不够的，社科的著作同样有差别的气势派头。

好比尼采和康德就各有特点，尼采之文风汪洋恣肆，也体现了许多美学的价值，那译文就应该更潇洒一些；康德的文笔则比力死板，你自然不能将他的文章翻出尼采的特色。那您怎么看待文学翻译中“创作”？翻译不行能像复印机一样把原文一成稳定地反映给读者，无可制止地会有创作的身分在。就如作者在原文中玩的文字游戏，翻译成译文往往已不行见。西文中不仅有尾韵，另有头韵和中间韵等，那这怎么有效再现呢？简直，翻译界常会称颂一些又贴切又优美的“神来之笔”，那往往是灵光乍现偶得之。

我们在浏览之余，也经常会想，这样的处置惩罚效果是不是有些“可遇而不行求”呢？有的“创作”比力“大”的著作可能更多地选用“归化”的做法，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情趣，另一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，好比林琴南等人的翻译。在其时，国人对外国的事物还存在偏见，普遍接受水平不高，所以他必须翻得雅致一点，让人便于接受。对于“信达雅”的翻译准则，“雅”字向来是争议最大的。如果原文粗俗的话，那么“雅”更应体现在译文的“Angemessenheit”（相宜性）上；再者，“雅”也与读者的“接受视域”有关。

就好比原作中说一小我私家“geht, geht, und geht”，如果你翻成“他走啊走啊走”，读者会以为你的词汇怎么如此匮乏，于是译文中会跑出“徜徉”、“彷徨”、“闲步”这样的字眼。可是如果原文作者是想体现一种异化社会中的Monotonie（单调）、人在丧失了富厚性的之后一种状态。那译文中诗意的表达让读者完全发生了另一番遐想，这是好还是欠好呢？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
我注意到，您也翻过今世著名作家的作品，如格拉斯、耶利内克等，您是否和这些作者本人有关译文举行过交流？这样的交流是否会对翻译发生努力的影响？我本人比力异类，不太和作家本人举行交流。凭据吸收美学的看法，一个作家写完一部作品后，只是完成了一个半制品，剩下的是读者对它的阐释。这里涉及到“视域融合”的问题。

一小我私家有其局限性，在差别的时代读同一部作品都市有差别的感受，更况且是差别的读者。正如鲁迅当年所说，“一部《红楼梦》，经学家瞥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瞥见淫，才子瞥见缱绻，革命家瞥见排满，蜚语家瞥见宫闱秘事……”。

要追求一个客观的，逾越时代、文化局限的《红楼梦》客体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我翻译的格拉斯就是我明白的格拉斯。格拉斯作为一个大作家，许多国家的出书社争相购置他作品的版权，他似乎自» Der Butt«（《比目鱼》，1977年出书）之后，就要求出书社让译者到场研讨会，由他解释书中的难点。

那么，这种做法潜台词就是，作者是最后的权威。可是根据接受美学的看法，作者并不是最后的权威，其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，读者可能在作品中寻找到更大的阐释空间。作品中简直可能存在一些不易明白的暗喻。

但纵然译者读懂了，那么他就一定要反映给读者吗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有的翻译会不厌其烦地加注，告诉读者作者在暗指什么或者用了哪个典故。

好的一面是，读者能更好地明白文章的深意；可是反过来，读者本人对作品的阐释空间就被剥夺了。再说耶利内克，她是玩文字游戏的妙手。

如果你仅是向读者反映情节，那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是她文中的深意，要转达得贴切，就并不那么简朴。有的句子，看似平常，其实背后可能是尚有所指，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圈的读者就未必能读懂她的意思。例如她在剧本《托特瑙山》（Totenauberg）中让主人公绑在一个Gestell（架子）上亮相，熟悉海德格尔的人就会想到Gestell是其哲学理论中的一个奇特观点，剧本主人公之一“老者”（der Alte）恰恰是在暗指海德格尔，那么他就会深思文本之后的寄义；而不相识的读者就会忽略掉这个细节。翻译界经常说，翻译应该是个杂家，涉猎广泛，犯错的时机就少。

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，不犯错是不行能的。如果你翻译的时候，你有个词没读懂，你可以去请教别人包罗原作者，可问题是，你可能自以为读懂了，基础没有意识到背后隐藏的问题，那么你怎么提问呢？中国翻译研究院于近期建立了，其任务既包罗研究翻译领域和翻译行业生长的重大课题，也包罗打造对外话语体系。主要事情还是偏重于中译外的研究，请问您对这项事情有怎样的看法？对于这个事情我想谈几点认识。

第一，中译外的难度无疑比外译中难度更大，这方面临于译者的外语水平要求更高，海内的人才储蓄也有限，所以还是建议通过深度互助的方式。在解释和定稿方面，中方人员可以更多地到场，以制止Verzerrung（失真）的泛起。可是完全依靠中方是不太可能的。第二，中国的话语体系其实是断裂的。

仅一二百年来，中国的语言发生了全面的西化，中国所运用的观点系统基本是西方的进口货。我们写一篇学术论文，从观点到句式，险些都是在用西方的体系，用古汉语是无法完成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如何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？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在一定水平上可以说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缔造真正富有价值的精神财富，如果有的话，纵然我们不输出，别人也会来“拿”，就像我们老祖宗的那些工具。

说到老祖宗的工具，外洋在译介的历程中，可能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，会泛起一些误解。而现在翻译研究院任务也包罗中国经典的翻译，您认为怎样做可以资助外洋的受众消弭这些误解？外洋对于中国经典的一些误读，一方面有可能是居心的曲解，切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kreatives Missreading（缔造性误读）。

如果中方要解释好这些问题，恐怕不是完全靠对外翻译能做到的。古汉语是十分精简的，逻辑关系都是隐藏在语言表层结构之下，而不是显性的，这样就留下了很是大的阐释空间。我们知道，如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经》之类的古籍在外国可能有几十种译本，种种版本之间，差异也是很是大。

如果中国现在要做一个译本，潜在的意味可能是，我们的译本是正统的、权威的，因为这是母语国家译释的。可是要想外洋接受我们的译本，我们首先需要是背后的学术支撑。

这里并不是一句话如何翻译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明白我们的经典。我们要制止误读，就要把这些逻辑关系表层化，把文字背后的寄义说透。

要想我们的译本站得住脚，就要证明为什么我们的明白是正确的。魏老师，您从事翻译事情几十年，据您对这一行业的视察，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？我们转头看，老一辈有一批很良好的翻译家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人相继谢世；我辈中相比于前辈可能出类拔萃者就少了许多；再看下一辈，单从翻译的量来看，大了许多，能完成些一般翻译事情的人并不少，可是能够和愿意完成高难度翻译任务的顶尖人才却不是随处都有。我们并不否认，有许多有才气的青年，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崭露头角？如果没有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，翻译事业怎么生长？这一方面可能与大情况有关。

我们知道，翻译事情一方面有外文局这样的机构在做，而另一方面很大水平上依靠高校的外语教师。现在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论著而轻翻译。许多人还把翻译视作一种简朴的技术，懂外语的，谁都能做。青年教师要想提升，就要写论文、出“结果”。

可是要出一些好的译著可是要“十年磨一剑”的，听说北大罗炜教授翻译托马斯•曼的《浮士德博士》前后泯灭近十年时间。抓住一本著作中几个点阐释发挥，和将几十万字的一部名作翻译出来，哪个投入更大，“收效”更大？面临现在的评价机制，不少人自然是更愿意写论文。另一方面，青年面临的生活压力也很大，没有详细的措施去掩护翻译的热情。

好比说，有一个青年，中外文功底俱佳，他却不愿去做笔译。为什么？一本社科著作，要翻译，是亏损太多的事情。出书社逐利虽然无可厚非，可是我们算一下，千字稿酬不外80元左右，一本很有难度的、一二十万字的书认真翻译出来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，才不外几千元的稿酬，和一场同传口译的收入差不多。我记得在80年月中期翻的一篇不长的小说，稿酬是其时月人为的好几倍。

钱春绮先生在50年月所翻译的《海涅诗集》稿酬，能使他有买房的能力，还以此贴补厥后文革十年的家用。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机制，能够给今天的青年翻译合理的收入，让他们至少以为做笔译不是件太亏损的事？再说机制问题，海内虽然有一些翻译的奖项，可是获奖的往往是成名的译家，对青年吸引力有限。像我们上海翻译家协会“金秋诗社”所做的一些推动翻译的事情，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。

另有就是翻译界的学术之争，应该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生长起到努力的影响。翻译界中的“理论派”和“实践派”、“科学派”和“艺术派”之间应该多有宽容和相同，克服翻译中的形而上学，促进多元化的生长，让“学”与“术”更好的联合起来。好的，谢谢魏老师。

人物先容：魏育青，上海人，1982年华师大学士结业，1984年上外硕士结业，1985-1988年在华师大担任讲师、教研室副主任，1992年赴科隆大学攻读博士，1995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，2001年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，担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主任、副院长。担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德语组副组长，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，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。曾获“上海市优秀教育事情者”，“上海市育才奖”，上海市翻译家协会“翻译成就奖”。

从事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，主持和到场多项科研项目。魏育青曾揭晓、出书过许多论文、专著和译著，如《素质教育中的复合型人才造就》、《世纪末的前瞻性思考》、《里尔克》、《人文之光》、《文学社会学引论》等。尚有Beziehungen als Lebensformen等德文专著两部，巴特《罗马书释义》、格拉斯《母鼠》、耶里内克《死神与少女》、里尔克《布里格随笔》、茨威格《人文之光》、西尔伯曼《文学社会学引论》、霍尔特胡森《里尔克》、《人类逆境中的审美精神--哲人诗人论美文选》等十余部，教参《基础阶段德语考试模拟试题》一部，尼采、布洛赫、霍夫曼斯塔尔、舍勒、托马斯•曼、盖奥尔格、特拉克尔、埃森赖希、卡施尼茨、贝恩哈德等的文学、美学和哲学译作多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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